与冯玉祥相比,张作霖是真没有大略,没有主义。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也不假装有。冯玉祥则总是手攥大把的主义,什么时髦追什么,一会儿信三民主义,一会儿信苏俄道路。平心而论,张作霖并不具备统治全国的能力。让他做虚位皇帝,尚可勉强应付,而当实权的总统,那可就是民国与国民的噩梦了。

△张作霖。 (资料图片)

张学良说父亲有雄才,是为了引出下半句“却没有大略”。雄才与大略,原本密不可分,张学良之所以要硬分,也是想把张作霖与蒋介石放到一起比较。张学良说:蒋介石正相反,有大略而无雄才,“如果这两个人结合起来,就不一般了”。

张学良说蒋介石有大略,指的是对天下大势有把握,有计划,有主张,“什么事都有安排”。但同时,蒋介石终其一生,也没能摆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痛处。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只是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他的有效管辖区域,只有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等。华北是阎锡山的禁脔,西南是桂系的天下,云南还有对蒋日夜提防的龙云,四川一直在内乱,西北只有马步芳亲近中央政府,而新疆的盛世才几乎已经变成了苏联的附庸。蒋介石不是不想全面抗战,但他手里只有中央军,其他人,谁会全力帮他?这时,有大略而无雄才,照样寸步难行。

西安事变适时发生。如果说,事变前,各地军阀及准军阀还沉溺于争夺私利的浑浑噩噩之态,那么蒋介石陷入险境,则让他们猛然警醒了一下,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到底有何关系。蒋氏悲情,换来了大面积支持。老一辈军阀吴佩孚都说:“这些电报,就相当于选票。”蒋介石政权的合法性由此得到加强,再组织抗战,阻力不是没有了,但会变得小很多。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才有底气义无反顾地组织全面抗战。淞沪一役,黄埔子弟兵损失过半。

这是事变带来的意外弥补效果,但不能归功于张学良,因为这是他完全无法预料的,尽管他晚年不无得意地说:“好像灯泡,暂时把它关一下,我给它擦一擦,再把它打开,让它更亮。实际上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

张作霖也曾试图让自己“大略”起来,还破天荒地提出过政治主张:四民主义。就是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之外,再加一种主义:民德主义。军阀混战,阴谋与叛变丛生,令各系首脑防不胜防,张作霖对此痛心疾首,遂有此强调道德的“主义”诞生。可是,张作霖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他曾自称“中山老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盛情约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全国大局。可孙中山刚抵天津,张作霖就中途变卦,改推段祺瑞临时执政了。

陆海军大元帅地位相当于总统,而在张作霖的心目中,可能比总统还要高一个档次,因为未经选举,更像皇帝。张作霖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当即反驳:“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这一家一姓的观念,到底还在张作霖心底顽固地残存着,想让他有大略,为难了。

与冯玉祥相比,张作霖是真没有大略,没有主义。而且,他知道自己没有,也不假装有。冯玉祥则总是手攥大把的主义,什么时髦追什么,一会儿信三民主义,一会儿信苏俄道路。

戢翼翘(1885~1976年)评价称,张作霖聪明机智样样不缺,但实在是没有文化,连哪个省在哪个位置都不知道。由此,平心而论,张作霖并不具备统治全国的能力。让他做虚位皇帝,尚可勉强应付,而当实权的总统,那可就是民国与国民的噩梦了。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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