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

1937年10月《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作者真实记录了自1936年6月至10月在我国西北革命根据地(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许多红军领袖、红军将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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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行漫记》中,斯诺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6月17日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夏店(今属大悟县)一个六代陶工之家。

红军初建时,徐海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边打边学,用鲜血交"学费"。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带头冲杀,先后9次负伤,留下了17个窟窿——16个弹孔,一个刀痕。他的亲友有66人惨死敌人的屠刀下——从呀呀学语的儿童,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近亲27人,远亲39人。

1940年1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在作反扫荡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昏倒桌旁。当时,每天都要行军打仗。他的病床是一副特制的大担架,担架上搭着一个篷,活像一间小房子。从此,他便开始了乘担架指挥作战的军旅生涯。

令人称奇的是,他闻战则喜,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药。不战,则病发,精神恍惚;战,则病愈,精神焕发。每次大战之后,他倒头即睡,雷打不动,短者一天一夜,长者两至三日。睡着以后,部下们都是忧喜参半:既忧其醒,又忧其不醒。醒了之后,大家喜形于色,奔走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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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徐海东对夫人周东屏说:"我这个老病号,终于把小日本给熬垮了!"

1947年9月,徐海东的担架部队到达山东半岛。中央决定将他和部分家属撤往苏军控制下的大连。9月18日,徐海东告别生死与共的战友,从威海乘船前往大连,被安置在文化街75号住宅养病。为保密起见,徐海东使用化名叫余立仁。苏联军医给他做了X光透视,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已失效,当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生命力钦佩不已。

韩荣萱今年84岁,曾给徐海东当了三年秘书,他回忆说:徐大将常常对我们说,他是一个粗人,因为他不怎么识字。但徐大将的记忆力很好,一般文件,我们给他读上两遍,他几乎就能够背诵下来了。

1951年5月,周恩来专程到大连看望徐海东。他看见徐海东的卧室里挂着洗过的新四军旧军装,就对其夫人周东屏说:"这衬衣、裤子、袜子,都是补丁摞补丁啦!不能把我们的猛将军打扮成叫花子嘛。"徐海东却说:"我喜欢穿它们。我们刚刚建国,资金短缺,把剩余的钱给那些死难烈士的家属用吧。"

后来,实行军衔制,中央决定授予他大将军衔,其名字排在粟裕之后,位列第二,十分显赫。

徐海东得知后,非常不安。恰巧,周恩来又来大连,并前来看望他。

徐海东恳切地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做的工作太少,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

周恩来握着他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毛主席说了,你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啊!授予你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的贡献决定的,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1956年9月,徐海东离开大连,迁往北京,住在观音寺一号,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969年10月21日,根据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徐海东带着氧气瓶上了去郑州的火车,1970年3月25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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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徐海东夫妇与前来看望他们的周总理和邓大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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