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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吴起镇,高兴地合影一张)

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高兴地宣布:“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不告一段落。”“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

然而,到达陕北时,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万人已剩下不到3万人,有说是2.2万人(包括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红军大学)。党中央近乎身无分文,为了3000块钱过冬,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写条子向红25军军团长徐海东开口借钱。之后,陕北军民在本身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吃的、用的,送给中央红军,送给党中央。

因此,落脚陕北,这对经历生死、尚未完全走出困境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来说,不仅仅有军事上摆脱了敌人围堵追击的重大意义,而且还重新获得了新的根据地和人民支持的意义,其战略性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此,1945年秋,在延安一次西北党史座谈会上,原陕北根据地有人谈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精疲力竭、衣单被薄的情形说:“是陕北人民给他们发了皮袄,送去粮食,不是中央红军救了陕北,而是陕北救了中央红军。”

他的这个说法立即被在场的习仲勋制止。

他严正地说:“这句话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

接着,习仲勋列举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说:“当时陕北外受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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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党史座谈会)

习仲勋说的,确实是如此。

当时,陕甘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开展错误肃反,情况非常严重: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也影响到陕北。……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26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习仲勋著:《红日照陕甘》。)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后来感慨地说:

当时如果党中央、毛主席不来,这个根据地也不复存在了。

确实。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不来或者还晚几天来的话,不仅陕北根据地会像中央苏区、湘鄂西根据地一一不复存在,而且连陕甘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与习仲勋等人也都没命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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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等人被关押起来后,陕甘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习仲勋和高岗等100多人也被扣押。起初,他们被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人一起关在两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陕甘地区的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他们枪杀、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也被他们挖好了坑,准备活埋。习仲勋后来告诉夫人齐心说:

是党中央、毛主席到达陕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如果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齐心著:《仲勋,我用微笑为你送行》)

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习仲勋十分动情地说:

“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已给我和刘志丹挖好了活埋坑,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人世了。是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挽救了陕北革命,我感到迷雾顿散,心倍增,心里高兴极了。”(牟玲生著:《难忘的教诲,深切的怀念》。)

“毛主席挽救了陕北党,挽救了陕北革命”就是习仲勋的当时认识。和习仲勋一起工作的罗培兰回忆:

仲勋同志出来见到我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挽救了陕甘边区根据地。再晚几天,老刘和我都会被他们活埋,中央红军不来,根据地也会被他们搞垮。今后,我们陕甘边区的同志,要一心跟紧党中央毛主席,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二心。”(朱新平著:《听父母追忆习仲勋在陕甘边和陕甘宁根据地》。)

在1945年西北党史座谈会上,习仲勋重申这个认识之后,西北再也无“陕北救了中央红军”之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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