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被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5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放飞和平鸽
大屠杀后,掩埋遇难者,主要靠以世界红字会为代表的慈善组织
南京大屠杀中,日军之暴行尽人皆知。暴行过后,遇难者遗体之掩埋情形,则媒体鲜少有所介绍。据《南京大屠杀史》,当日“有据可查的参加了埋尸活动的慈善机构共有8家,被他们收埋的遇难同胞尸体,计达19.8万余具。”这8家慈善机构中,以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南京市崇善堂、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三者为最主要。
世界红卍字总会1922年设立于北京,是一个由民国著名士绅(如熊希龄、王正廷等人)组成的慈善机构,在全国各省市设有分会、支会300余个。该会南京分会设立掩埋组,自1937年12月22日起开始收埋遇难者遗体;据该会之统计,共掩埋遗体4.3万余具,历时4月。其主要方式是就近或就地掩埋。经费主要来自多方捐赠及日军特务班所提供的“财政支援”——值得一提的是,该会在南京的活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会在城内设粥厂、放粮、开办施诊所,且在获得日军的许可之后,从事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另一方面,该会的领导人物曾勉强就任日伪之职,获松井石根赞誉“红卍字会不错”;甚至为使日军的性暴行“不必危及私人住户”,还曾参与组织慰安所,以至于亲见其事的拉贝先生相当震惊,“红卍字会中一个我们熟知的、受人尊敬的官员,我们一点不敢相信他竟然属于这类人”。②
南京市崇善堂,是一个私立慈善团体。其设立,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南京沦陷后,该会曾组织“崇字掩埋队”,据其战后呈送给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统计表,自1937年12月26日至1938年5月1日,共在城区、乡区收埋尸体11万余具,其中以乡区为最多,达10万余具。《南京大屠杀史》对上述数据持保留态度,“对于崇善堂总共埋尸112266具之数据,因系形成于战后,其在册工人只40余人,较难实现日均数千具尸体之掩埋,故学术界对此存有歧见。对该堂的埋尸活动,尚待进一步发掘档案资料,深入进行研究。”“该堂巨量的埋尸数字,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过程性的数字予以支持。”惟据档案材料,该会曾致函南京日伪政府,请求补助汽车配件,以方便迅速掩埋遗体。亦有亲历者称,崇善堂曾对外招募人手,应募者“一天弄块把钱”。③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至1938年7月,共掩埋军民遗体2.2万余具。在所有参与遗体掩埋的团体中,以该会之统计数据最为严谨、可信,其报表“每月都填有按日统计表,……均成于当时,其月报表均为当月最后一日填报,非事后追记。各表统计精确,一丝不苟,甚至连马、狗等畜类尸体都附带统计。”④
除以上三者,参与遇难者遗体的掩埋工作的慈善组织,还有:世界红卍字会八卦洲分会、南京同善堂、南京代葬局、顺安善堂、明德慈善堂,南京市伪政权亦曾组织掩埋工作,日军则多有焚尸灭迹、抛尸入江之举。
世界红字会成员在掩埋大屠杀遇难者
部分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统计数据,目前还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
上述慈善组织的遗体掩埋活动,除了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外,概不被日本的“虚构派”(日本政、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存在着屠杀派、中立派、虚构派三大派别)所承认。虚构派常引用日本特务组织成员丸山进之言:“崇善堂和其他弱小团体向自治委员会提出了作业申请,自治委员会因为已将埋葬事务统一委托给了红卍字会,所以没有接受这些申请。他们即使作为下包方从事了埋葬,其埋葬的作业量也是被包括在红卍字会的作业量之中的。”⑤这种辩解,终是缺乏说服力,如崇善堂,即确曾致函南京伪政府请求补给汽车零件以便于遗体掩埋,该函并未经由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
不过,民间慈善团体所提供的遗体掩埋数据,确实存在不少疑问,其中又以崇善堂的统计数据最具争议。如学者程兆奇所言:
“崇善堂之掩埋工作共分四队,每队除主任1人,另有日给米八合队员1人和日给米六合队员10人,此数字出自战后《南京崇善堂掩埋队工作一览表》附件,其时揭露日军暴行惟恐不及,所以断无少报的可能。其中,第一队4月9日至18日间共埋尸体26612具,包括主任在内的12人,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222具,第二队4月9日至23日间共埋尸体1878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约104具。第三队4月9日至5月l日间共埋尸体33828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23具。第四队4月7日至20日间共埋尸体25490具。每人每日平均掩埋近152具,四队在这一时期人均日掩埋150具。而红卍字会的人均日掩埋数,以12月28日6468具掩埋最高之日计,600名员伕人均不到11具(红卍字会参与人手不明确。但据战后报告,有“增派员伕六百名”之目,虽然增派此员伕数时未必是12月28日,但该会掩埋工作自日军进城第二日即已开始,未尝间断,故员伕人数和掩埋人数大体应成正比,而“增派员伕六百名,理当不止600名,故以600名计不致有大出人)。堂、会人均掩埋数字相较,崇善堂是红卍字会最高日的近14倍,多出太多,不免令人生疑。”⑥
这种统计数据方面的争议,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难以在大屠杀人数上达成一致意见的原因之一。日方学者之大致意见,可参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之总结:“日军的屠杀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在日本的研究中,则以20万人为上限,有4万人、2万人等各种推算。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对‘虐杀’的定义、所定地区、时期及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存在差异。”⑦不过,究其根本,数量并不是南京大屠杀的核心问题;核心问题,乃是大屠杀这一历史事实,不容置疑。
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掩埋队。图片来自《中国红十字会月刊》第34期,1938年4月1日版
注释
①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P846。②高鹏程 池子华,《南京大屠杀中的红卍字会——兼论红卍字会活动的两面性》。③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P862-864。④同上,P867-868。⑤程兆奇,《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P212-222。⑥程兆奇,《日本现存南京大屠杀史料概论》,《社会科学》2006年第9期。⑦波多野澄雄、庄司润一郎,《日中戦争——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国の抗戦》,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近代史卷),P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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