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相对于这种主流的史学研究趋势，黄仁宇无疑是一个“异端”。新近出版的《大历史不会萎缩》就是一种“拨乱反正”的声音。针对学界对他的“大历史观”的批评，黄仁宇没有轻易地就缴械投降，放弃自己观察历史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黄的主张是：作为观者的历史研究者，应该更多地“介入”当时的历史性进程之中，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爬梳甚至是“神游八极”式的勾连，尽可能把历史作为一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和时间元素的再生产过程来看待，从而有效地揭示繁复的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故事”，而与此同时，历史学者应该尽量摈弃从一种后设的立场出发，把单个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从它的语境中“拎”出来，粗率地对之作出道德或者价值判断。这种判断往往是苛求于前人，用俗语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而黄仁宇在他的文章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中国人重褒贬，写历史时动辄把笔下之人讲解成为至善与极恶。这样容易把写历史当作一种抒情的工具。”中国是有史官传统的，而史官的职责就是记录历史的同时作道德判断。而史官对历史的书写往往又是与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的。最后往往是采取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主导了历史的书写。这种历史书写由于忽视了关系千万重的历史面相，而主题先行地把一个已经设计好的标签强加给历史，最后不是削足适履就是挂一漏万。也许正如黄仁宇所云，写历史的人应该重视事情的因果关系，而不是私人情绪上的好恶，只有这样，历史学才能正本清源，关注历史何以如是展开，而不是去谴责历史的如是展开。换言之，历史学家才能真正地如钱穆所讲的那样，对历史抱持一种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到达一种“同情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粗暴而荒唐地针砭历史。这点，在黄仁宇对中国近代史的积极评价和对毛泽东、蒋介石的评述中可以得到印证。
黄仁宇，1918年生于湖南长沙，2000年1月逝世于美国。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博士。
主要著作有《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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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参考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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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不会萎缩].黄仁宇.扫描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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