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4年,漢武帝採取董仲舒建議,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國家政策,使漢代立國規模定調於儒家思想。自此之後,儒家思想成為人間世的指導原則與依循標準,一直維擊至1905年廢除科舉考試為止。作為儒家思想核心之一的人性議題,不可能不受到重視。 董仲舒認為,人性是「如其生之自然之資」,是先天本具的,但其所具道德價值並非先天即具,因人性「可謂有善質,而不可謂善」。欲使人性為善,須待王教之化的教育方能完善,所以董仲舒對孟子「性善」說有所評議。「性待教而為善」的論述,正是董仲舒人性論的核心要旨,其不僅綜合了先秦儒學對人性的體認,就其將道德認知與成德能力的根源訴諸於天而論,不僅促使先秦儒家思想加以轉向,亦對論證方法提出新的解釋,擴大了儒家思想的範域,並成為千年後宋明理學開展的先聲。 本文以為,董仲舒並不討論人性本身內容為何,所以並未界定人性本身是善抑或是惡,其僅僅肯定指出人性具有實踐善行的能力。因此,董仲舒強調聖人制作「三剛五紀」之善,設學校、育賢才之教化,均在使人性實踐出善行。而此,就是實踐天之意志。董仲舒學思固處處以彰顯天意為據,但道德品性是人體會天意而實踐出來的,並未如理學宣稱道德品性是上天先天降賦於人心之內具存的。由此,我們見及從孟子「性善」到朱熹「性本善」的一個關鍵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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